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狱中题壁》中的绝命诗，也是他短暂而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早在中学时代，我就对这首大气磅礴、凌然正义的诗肃然起敬，自那时起，对谭嗣同充满了敬意和仰慕之情。在山西，也有这样一位高风亮节，激昂慷慨的壮士，在狱中壁上留诗：“久拼生死一毛轻，臣罪偏由积毁成。自晓龙逢非俊物，何尝虎会敢徒行。圣人岂有胸中气，下士空思身后名。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诗意苍茫劲健，表达了他对守旧势力的仇视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无尽忧思。 

█ 杨深秀

老大帝国的哀嚎

明亡清兴，这个自1644年入主北京紫禁城建立大清王朝，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统全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疆域13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三亿左右，一时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封建帝国。然而盛世很快变成衰世：统治机器僵化锈死，社会经济停滞不前，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人民生活贫困潦倒，各地起义此起彼伏。19世纪的世界，是新旧思想，政治变革，军事创新，工业革命风云激荡的时代。腐朽没落的清王朝闭关自守，故步自封，白莲教、太平天国平等各地起义让满目疮痍的清王朝摇摇欲坠。特别是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晚清政府一蹶不振，昏昏欲睡。此时的中国，外强凌辱，大好河山被列强瓜分；民不聊生，落难百姓颠沛流离，矛盾四起，各地起义风起云涌，丧权辱国，民族的尊严荡然无存。一道道丧师失地的奏折，一条条丧权辱国的条约，一声声老大帝国的哀号，让身着长袍马褂遗老遗少眼中，承载的满是无奈与叹息。满清王朝已是风烛残年，宛如一艘古老的航船，深陷于泥潭。

此时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尤其是虎视眈眈的日本，希望更多地得到在华利益，更多地掠夺中国的资源。争抢好战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对外积极侵略扩张，对内大力发展现代化工业，并确定了以朝鲜和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此时的清朝在众多列强面前力图富国强兵。由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兴办洋务，训练新军充实海陆军，建造工厂制造新式武器，修建铁路发展交通事业，希望通过洋务运动来挽救日渐衰落的晚清王朝。洋务运动给腐败的日将西山的清政府注入了强心剂，老大帝国有过一段回光返照，出现了“同光中兴”，尤其是李鸿章创建的北洋海军，任用德国教官，编练新式水军，购买大型战舰，一时间兵强马壮，好不威风。当时北洋舰队的实力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七。但由于政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国防军事外强中干，纪律松弛。所有的一切努力都无力挽救清王朝覆灭的命运。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政府军节节败退，被迫向宗主国清朝求援，日本乘机也派兵进驻朝鲜，蓄意挑起战争。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甲午战争随即开始，由于日本蓄谋已久，而清政府一味妥协，北洋海军仓皇迎战，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告终。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于光绪21年（1895年4月17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又称《春帆楼条约》，该条约共11款，主要内容为：“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包括钓鱼岛）、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并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办厂等。”《马关条约》最大的危害是台湾等大片领土的割让给日本，使日本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进一步破坏了中国主权的完整，刺激了其他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使得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其次是巨额赔款，此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清朝因此大借外债，致使列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再次是通商口岸的开放，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内地，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来危害最严重，最不平等的条约，它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进一步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随后西方列强掀起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

总之，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不断受到英、法、美、俄、德、日等国的侵略，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大片领土被任意侵占和分割，仅东北和西北被沙俄所占土地即达150多万平方公里；大量财富被掠，仅《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8个不平等的条约，中国赔偿白银即达19.53亿两，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16倍。为偿还赔款，清政府除拼命搜刮民脂民膏外，只得以出卖国家利益为代价大借外债。割地赔款之外，清政府还被剥夺了关税自主权和海关行政权，丧失了沿海贸易权、内河航行权和内地通商权，被迫给予外国侵略者片面的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满清王朝犹如一头笼中的困兽，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只能苟延残喘。又如一只软弱的绵羊，只能任人宰割。

赈灾方显大丈夫

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冀、豫、秦、晋数省出现了大旱，尤以山西为最。山西巡抚曾国荃在奏文中云：“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侵奇灾，古所未见。”“光绪三年，持续大旱，树皮草根食尽，饿殍遍野，人相食。”这场大旱从光绪三年一直持续到光绪六年，山西人吃了上顿没下顿，家家悬罄，人人自危，啼饥号寒，苦不堪言，甚至到了卖儿卖女，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地步。此时祸不单行，瘟疫肆虐横行，死人过半，遗尸遍野，或一村之尽绝，可谓旷古奇灾。人们先是争食草根榆皮，肚子虽暂作填充，但久而面肿，肿消即死。待此等代备用品掘剥殆尽时，人们又不约而同捧起了观音土，其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腹胀且坠，最后肠断肚裂。孩童或弃于道，或为父母掷于沟，哭嚎哀乞，惨不忍睹，更有人或割尸果腹。一篇流传甚广的《荒年歌》用戏曲唱词的格式记述了清光绪初年大旱的详细情况：“自亘古，遭荒年……光绪年，山西旱；五六月，未见雨；无青苗，民心慌；百草干，人吃人；人孽重，罪于天……起初首，吃死人；到后来，吃活人……”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民谣，便是此时流传开来的。灾荒年景，各地一些财大气粗的富户，仗着积攒下的钱财，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更不把饥民放在眼里。有的包揽词讼，武断乡里，干扰地方行政；有的囤积居奇，哄抬粮价，高价出卖。这几年灾年经他们一折腾，对穷苦老百姓无异于雪上加霜。照此下去，必然会扰乱经济，造成灾民的大批流亡，很可能由此引发大规模的暴乱。此种危急牵动朝局，时任山西巡抚曾国荃倡议各省官吏纷纷劝捐襄赈，款项源源而至。为防止官员乘机中饱私囊，李鸿藻推荐了善于理财的阎敬铭督办赈灾事宜。阎受命后，微服私访，但仍有官员囤积居奇，牟取暴利。阎致信曾国荃，立即奏劾革职，就地正法。

█ 杨深秀书法

三晋大地自古人文荟萃，俊星疾驰。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就是其中的一位大英雄和伟丈夫。杨深秀（1849年–1898年9月28日），山西闻喜仪张村人。原名毓秀，后改名深秀，字漪村。自由聪慧，12岁录为县学附生。光绪8年，被张之洞聘为令德堂（用以教全省士以经史考据词章义理之学）院长。光绪帝15年，进士及第，当上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光绪帝23年12月，任监察御史。当山西发生如此严重的灾荒，居于京城的山西京官和士子纷纷捐献银两，赈济家乡父老乡亲。也有许多人请假返回晋省，或探视家人，或加入赈灾的行列，以尽自已的一份责任。1878年春，杨深秀毅然回乡，团结官绅，兴利除弊，组织赈灾，他以满腹的学问，高尚的人品和刑部员外郎的官职，受到官绅和乡民的尊重，成为最具有影响和号召的领袖人物。面对闻喜41500多的灾民，杨深秀等人当机立断，组织官绅前后捐银共计21900两，散放银、米23次。赈灾工作进行得很是顺利，共救助灾民15810户，138730人。灾后，杨深秀、潘梦凤、李润之等在籍绅士，又共议减少乡民的苛捐杂税。根据全省善后总局刊发的宫保曾公均减差徭章程，裁去一切浮差，计每粮银一两，只出钱200文即可。又议新规30余条。1880年8月6日(光绪六年七月初一)起，由公举正直明事绅耆照新章办理。是年夏收，“麦大熟，亩率一石。秋苗亦芄芄可爱。民间所生小儿，较往岁且多数倍。至是荒政而蒇事矣。”晚晴山西这次旱灾，历时之久，面积之广，实属罕见，使得三晋大地人口锐减，山西人口原为1643.3万人，骤然降到了1065.8万人，减少577.5万人，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不是逃荒远走他乡，就是被饿死荒野。

修志讲学图富强

1879年(光绪五年)，山西巡抚曾国荃饬令重修《山西通志》，责令各县先修县志。县令陈作哲委托杨深秀主笔。半年之后，新县志终于修成。杨深秀此次续修《闻喜县志》，新创了《志》《志补》《志续》三种体例，共12卷。又于地形图作一大改革，“废黜八景，分列四图，限以棋局文，参以罗经向”，每格纵横为10里，较为准确。

《志斟》是一种新体例，以旧志“沿革”为例，于原文加以按语，注入新文，增添了新内容。以戴震《汾州志》作参考。又列表，以朝代封国、建置割并，隶属山水杂地名，各栏简言填之，“纲目发之，纵横表之”，十分醒目。《志补》为旧志所无，纯为新增。如《金石考》，在本县范围，分设朝代时期，胪列文物，言明出处，证之以史，考之以文，亦前代所无，也是一种新创体例。此乃以河南武授堂氏《偃师》、《安阳》二志作参考。又如《星度考》亦旧志所无，以科学算法及实测代星野，又表列节气时刻，皆十分新颖、准确。《志续》则补充遗漏或续写前志所无之人物传记等。新增人物之传记，亦简而明。“作志有三难：一日体例欲精则难；二日考据欲核则难，三日文章欲洁则难。”杨深秀于半年中克服了此三难，续成县志，“其考据精确，文章雅练不具论，至其体例皆取诸前辈大师”。书成，呈于省宪，获得好评，是诸县志中之佼佼者。

1882年(光绪八年)，张之洞主政山西，大刀阔斧革弊兴利。杨深秀借此契机，联合地方绅士，向县令朱光绶建议，为振兴闻喜孱弱文风，应永远免除一项许多年来压在新进生员身上的“公堂礼”摊派。所谓“公堂礼”，就是新进生员每逢岁、科两试的考棚费和送礼费。这确属一项弊政。这一建议，得到县令朱光绶的全力支持。经上司及钦宪批准，同意免去“公堂礼”弊政。河东道台江人镜指示将杨深秀等人的呈禀及各宪之面谕，誊写碑阴、勒之于石。公堂礼重负得以永远免除，士子们无不拍手称快，孱弱的文风得以迅速恢复和振兴。勒石立碑之时，杨深秀应官绅所请，又专写了一篇《以里书银抵新进生公堂礼记》的短文，刻于正面。该文开始，先用一句话点出主旨：“古之为政者，为民兴利而已。”一语道出古今人民的心声，做官为政的标准。该碑立于文庙牌楼前右侧。是现存仅有的一件与杨深秀生前有关的石制文物。　

1883年(光绪九年)，山西创办令德堂书院，于通省择诸生之高才者人内深造。令德堂与晋阳书院同为全省士子之最高学府，其原址为太原府署后之宝贤堂(今山西省实验中学)，晋阳书院山长王轩被特聘为令德堂书院之总校主讲，杨深秀、杨笃、张铁生等均被聘为分校兼协讲。杨深秀于两书院中“讲《尚书》，主今文家言，极高谈雄辩之概，诸生课余请业，竟委穷源循循无倦。”杨深秀于讲经中，以春秋公羊学启迪学生，“勿迷溺于时文”。时文即八股，勿迷溺于此，要从八股文中走出来，学习改制立法，这些都使学生受到一定影响。当年太原之刘友风，榆次之刘奋熙皆师从杨深秀。刘奋熙以进士人仕后，两袖清风，常以圣贤自学自励，且引天下事为己任。刘友风“虽习举子业，而究非专以举子业为心”，后编纂成《晋祠志》，二人皆有其师之遗风。杨深秀讲学传道，让19世纪80年代的山西开始改变闭塞和愚昧的风气。把新文化，新思想的种子撒播在年轻学子的心中，生根发芽，逐渐成长，为后来的辛亥革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视死如归六君子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杨深秀深为“甲午之耻”而愤恨而深思。1897年，山东发生了德国强占胶东半岛的严重事件，身为监察御史的杨深秀居官清廉，刚正不阿，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十分关心。在他当京官的时候，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德国武装侵占胶州湾事件，对杨决秀刺激至深，使他在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行动上积极向当时代表时代前进潮流的维新派靠拢。杨深秀在被授于监察御史的第二天，即向光绪皇帝上书《时事艰危 谨贡刍议折》，阐明了“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的道理。这封奏折在朝廷的官吏中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是在胶州湾事件之后，光绪从维新派方面直接听到的最早的变法呼声，比康有为《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局折》要早两个多月。杨深秀不仅通达“中学”，而且对世界形势、五洲大事均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正因为此折提出的变革祖宗成法的问题至关重要，因此，它很快被军机大臣们依照惯例，送交慈禧过目。据清官军机处档案记载：“本日御史杨深秀奏，时势艰危，谨贡刍议折，奏旨存。谨将杨深秀折恭呈慈览

杨深秀提出的变法维新主张，在浑浑噩噩、日以奔兢利禄为事的官吏中间是非常罕见的；挽救世变，开通风气，摆脱瓜分厄运等共同的奋斗目标，使他与维新派人士走到一起。在百日维新前夕，杨深秀即与康有为等人频相往来，过从甚密。由于他们的政治主张相同，因此，杨深秀便利用身居台谏之便，多次代递康有为上书。在梁启超编写的《杨深秀传》中，是这样叙述的：“四年正月，俄人胁割旅顺大连湾，君始入台，第一疏即极言地球大势，请联英日以拒俄，词甚切直。”《清史稿》中的《杨深秀传》沿袭梁说，亦认为光绪二十四年“帝俄胁割旅大事起，杨即上疏力请拒之。”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春，他和康有为、梁启超等加强了联系，参加领导了保国会和戊戌维新变法运动。此时维新派与顽固守旧势力之间进行了激励的纷争。但不掌实权和生性懦弱的光绪优柔寡断，迟迟没有决定。杨深秀于4月13日上书光绪帝指出：维新与守旧互相水火，臣以为理无两可，事无中立，非定国是无以示臣民之趋向；非明赏罚无以为政事之推行……古今为政，未有东西未定，游移两可者。臣愚谓皇上，仍主守旧则已。若审观时变，必当变法。非明降谕旨，著定国是，宣布维新之意，痛斥守旧之弊，无以定趋向，而革旧俗也。光绪帝根据此折，终于定下决心，向全国臣民下诏宣布变法。光绪24年（公元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决定变法。从此，杨深秀更是身体力行地投身于维新变法运动。在风云激荡的百日维新期间，面对守旧派对变法的阻挠，杨深秀劾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马癸，光绪遂将怀塔布等革职；守旧派要劾维新人士湖南巡抚陈宝箴，杨深秀又奋起为之抗疏剖白。杨深秀每在变法的关键时刻，或单独上折，或联合他人上折，提出指导性的政策建议、方法或步骤等。这些建议多为皇帝采纳，转成上谕颁行。在百余天的时间里，杨深秀或单独上折，或与他人联名上折，共上奏折达17件之多。新政实施主要内容有：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但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而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面对无边的阴霾，维新派将改良图强的大志，再一次上书给光绪皇帝，但昏聩的当权者慈禧不仅蔑视，而且百般阻拦，她害怕失去荣华富贵，害怕变法成功要了她的脑袋。面对强敌阻挠，维新志士没有被吓到，他们没有在失望中消沉，更没有在困难前退缩。

1898年9月21日(八月初六日)，由于袁世凯的叛变，荣禄的告密，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经上海逃往香港，梁启超经天津逃往日本。康梁逃亡，变法失败。杨深秀却不顾个人安危，打算前往南苑，说服董福祥军反正，“动以忠义，俾救主上，反正，则新政大行”。不幸的是杨深秀于9月24日(六月初九日)被捕。在狱中，他高风亮节，激昂慷慨，于壁上留诗云：“久拼生死一毛轻，臣罪偏由积毁成。自晓龙逢非俊物，何尝虎会敢徒行。圣人岂有胸中气，下士空思身后名。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三天以后，即被押到宣武门外菜市口杀害，时年49岁。杨深秀与一同被杀的另外五人被合称为“戊戌六君子”，“戊戌六君子”就义时，杨深秀最年长，49岁，杨锐41岁，刘光第39岁，谭嗣同33岁，康广仁31岁，来自福建侯官的“才子”林旭年仅24岁。戊戌六君子受刑时威武不屈，足以证明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杨深秀就义后，无人敢收尸，暴尸荒野，是他的大儿子黻田在山西同乡的帮助下收殓，缝了八大针才将头颅与身体连缀。也是在山西同乡的帮助下，黻田和众乡亲将父亲的灵柩运回了闻喜老家葬于仪张村。

英雄浩气传千古

此次变法从光绪24年（公元1898年）6月11日开始，这天光绪皇帝正式下诏《定国是诏》，戊戌变法由此拉开序幕。9月21日，慈禧太后和顽固派们发动政变，把光绪皇帝囚禁起来，废除此前发出的几十道法令，康有为、梁启超逃到国外，残忍地杀害了戊戌六君子，这场历时103天的变法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是农历的戊戌年，所以称之为“戊戌变法”，又因为变法推出新政历时103天，也称“百日维新”。

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没有让死气沉沉的中国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派试图用变法图强唤醒了沉睡的雄狮，戊戌六君子猛击如雷的战鼓，用鲜血唤醒了中国人民，用利剑斩断了清王朝的龙脉。戊戌变法倡导伟大的变革，希望跟上世界发展潮流，戊戌变法荡涤了封建社会千年的积垢，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震撼了中国，召唤了人民。在此之后，黄花岗起义，镇南关起义风起云涌，隆隆炮声敲响了满清王朝的丧钟，到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成功，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戛然而止，守旧腐朽的封建王朝彻底覆灭，五千年的历史有了新的起点，戊戌六君子的鲜血没有白流，中国这艘古老的航船，终于起锚于腐朽的泥潭。

杨深秀自担任御史以来，始终以“澄清天下为己任”。在历史关头，为民族大义而献身。他深信：历史的前进步伐决不会为清廷反动势力所阻挡。他坚信：后继者一定会接踵而来。中华民族崇高的爱国主义牺牲精神，又一次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一代风流倜傥的志士仁人，以天下为己任，舍生取义，临大节而不辱。他们手无寸铁，甚至可说是手无缚鸡之力，但他们有的是满腔热血，一片丹心，甘愿为国家民族捐躯洒血，冒死不辞。他们是真的猛士，敢于面对鲜血淋漓的现实，将自己的人生的目标，崇高的事业，义无反顾地涌入了历史的惊涛骇浪之中。至今思之，令人无限感慨，唏嘘不已。历史上的那些曾留下热血和生命，那些曾令人肃然景仰、涤荡着灵魂的身影和足迹没有被历史的尘埃所覆盖，被时光的风雨冲刷，“戊戌六君子”用鲜血和生命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大道，促进了思想解放，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在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13年后的辛亥革命成功起到了促进作用。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中国逐步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五四运动的烈火，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国共联合声讨军阀的北伐战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直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唯有此生多壮士，敢叫日月换新天”，一代代仁人志士的鲜血，为我们浇灌出理想之花，一曲曲悲壮激扬的战歌，呼唤出东方那一轮红太阳。

杨深秀墓位于闻喜县仪张村，一座并不高大的圆土堆，用石块简单地围砌着，孤独寂寞地立在一片果园中。若不是墓丘前面有一块上书“戊戌志士杨深秀之墓”的碑石提醒，谁也不会相信这土堆之下竟会埋葬着一代英杰。当年杨深秀虽身为御史，但生前两袖清风，无有钱财，死后草草安葬，当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陪葬，比起豪华奢侈的慈禧墓葬，那个祸国殃民，穷奢极欲，残忍杀害戊戌六君子慈禧太后来寒酸多了，盗墓贼当然是无须光顾，忠骨难以引诱贪财者，即使光顾了也没有任何收获。慈禧陪葬珍宝甚多，注定难逃盗窃，民国军阀孙殿英东陵盗宝，让她落得个尸骨散落，不得安身，冥冥之中似乎有某种报应。杨深秀墓无人问津，这也算是对一代英杰的一种回报吧！墓碑据说是辛亥革命胜利，满清王朝覆灭之后才立起来的，杨深秀就义之后，家人和朋友深受牵连，唯恐性命堪忧，谁也不敢为朝廷命犯立碑。杨深秀有三个儿子：黻田、墨田、孤田。大儿子黻田，戊戌变法时随父亲留居京城。《清史稿》记述：杨深秀写成了“抗疏”，让慈禧归政光绪，“方疏未上时，其子黻田苦口谏之，深秀厉声喝之退”。生性懦弱、谨慎的黻田后来被父亲淋漓的鲜血唤醒了，此后思想激进，拥护辛亥革命，曾出任民国时期的闻喜县长，后终老故乡。在仪张故里，还有杨深秀的三子孤田的后人。依照杨深秀给其孙辈名字的取字，他的孙子、孙女的名字分别为：去域、去尘、去壅、去坷、去垢……史书上说杨深秀以“澄清天下为己任”，他孤傲高洁，独立不迁，从给子孙的取名上，也可以看出他寄望后辈力除社会污垢与坎坷，为国成才，泽及苍生的拳拳之情。

在闻喜，在山西，在晚晴，在近代史上，乃至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维新志士杨深秀也算得上一位顶天立地，不折不扣的大英雄，一位经天纬地，慷慨激扬的伟丈夫。杨深秀还是三晋文化、晋学的杰出代表，生前曾有《杨漪村侍御奏稿》《雪虚声堂诗钞》等著述，他传授国学，让三晋学子奋发图强；他弘扬新学，促进了三晋学术与中国近代文化的接轨，也促进了山西学术的近代转型。杨深秀作为山西近代中国为改革变法而流血牺牲的第一人，他的思想学说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那种愿以颈血刷污政，视死如归的精神不仅直指清朝政府的腐朽和黑暗，他为变法慷慨赴义的壮举感召日月，彪炳史册。他那敢于担当、勇于牺牲的精神更是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同为人民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让后人永远敬仰，缅怀千古。